作者：□ 吴禹星

一九四六年“调处”时期，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济南机场迎接周恩来、马歇尔。右一为朱青

　　朱青，1924年8月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朱少屏是柳亚子、于右任的挚友，与柳亚子等诗人共创《南社》。朱少屏1912年受孙中山邀请曾担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1916年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经他手办理出国的留学生达几万人，周恩来、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赴法勤工俭学，也都曾得到他的帮助。1940年1月，他受命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馆领事，总领事是沪江校友严幼韵的丈夫杨光泩。朱少屏和总领馆的外交官一起奔走于当地爱国侨胞和海外友好人士之间，募集捐款，支援国内抗日。1942年1月，马尼拉被日军占领，朱少屏与杨光泩等八位中国外交官被日军拘捕。他们身遭严刑折磨，威武不屈，于4月17日惨遭日寇杀害。
　　朱青曾就读于工部局女中，1939年秋入读启秀女中高中部，在启秀女中读书期间，朱青曾担任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并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1941年中学毕业后，朱青考入沪江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租界，“孤岛”彻底沦陷。日本宪兵队到处搜捕，动辄戒严。正在沪江大学读书的朱青不愿当亡国奴，准备离沪北上。1942年端午节后的一天，18岁的朱青假扮成烟货店商人家的女儿，以去江苏如皋县奔父丧为掩护，躲开日寇的耳目，进入苏北解放区。
　　1942年8月，在进入苏北根据地两个月后，她见到了陈毅军长。她在《我跟陈总当秘书》一文回忆说：
　　我们到达军部，穿上了军装，那时，根据地正在开展整风运动。
　　一天半夜，两点钟左右，集合的哨音响了。我们急忙起床，脑子还有点迷迷糊糊，匆匆吃了顿饭，就上路了。听说是要赶去抗大听首长的报告。我们走了18里路，东方才鱼肚白，当我们赶到会场时，报告已经开始了。
　　会场上，同志们席地而坐，树阴下放了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一位身穿褪了色的灰军装，一口清晰的四川口音的首长正在做整风报告，当我打听到这位首长就是陈毅时，禁不住从地上探起身来，好看个仔细。
　　陈毅讲话是那么亲切、随便，时而坐在板凳上，时而站起来。当他讲到改造世界观时，就问一位坐在前面的戴眼镜的同志：
　　“你是从哪儿来的？”
　　“上海。”
　　“是学生？什么学校的？”
　　“沪江大学。”
　　“学什么的？”
　　“学化学。”
　　陈毅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在解放区，眼下还没有条件搞实验室研究化学。现在是战争时期，首要任务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过去是学生，现在参加了革命队伍，是职业革命家。这就要求你们首先在自己身上搞点“化学”，这就是在思想上来一个布尔什维克化。
　　到达解放区后，朱青先后担任鲁艺工作团团员、盐阜专署干部、山东《大众日报》兼新华社山东总分社记者、济南《新民主报》通联组长。
　　1946年新四军军部设在山东临沂，新华社山东总分社也在临沂办公，因朱青在上海上过大学，懂些英文，所以被挑选去做新四军军部的临时翻译。当时是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后的调处时期，3月2日上午9时，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飞抵视察济南的停战状况。在济南机场迎接三人军事小组的欢迎仪式上，朱青担任陈毅军长的临时翻译。检阅仪仗队时，他走在周恩来、陈毅旁边也跟着他们举手还礼。谁知耳边响起陈毅军长浓重的川音：“手放下！手放下！”事后才知道，只有最高一级的主宾才向仪仗队举手还礼。当日下午，朱青又随三人小组和陈毅等飞抵徐州，在徐州认识了后来的丈夫田进。田进当时是徐州军调执行小组（王世英、韦国清）的翻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青任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秘书兼市长办公室副主任。进入上海后，陈毅市长分配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接管旧上海市政府仪式的记录。朱青为能亲自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感到兴奋，也不免有些紧张。这段记忆刻骨铭心，后来她写了《在陈毅教导下成长》一文，对接管仪式作了生动的描述。
　　5月28日下午2点正，浩浩荡汤的车队来到市府大厦。陈毅市长一行走上大理石阶梯，进入2楼145号市长办公室。
　　这间铺着华贵的深红色地毯，宽大的扇形房间，原是英租界最高权威———工部局头头的办公室，后来又成了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办公室。对着门的正中，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子后面是一把高背褐色的皮转椅。陈毅市长坐在转椅上，曾山(军管会的副主任)坐在办公桌左边，右边由我做记录。其余接管的负责同志坐在陈毅左边靠墙的一排椅子上。陈毅市长让总务处长熊中节请旧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进来。
　　赵祖康是4天前从匆匆逃走的前任手中接任的。他早已召集旧市府人员在会议室候命了。一听召唤，走进门来，深深地向陈毅市长鞠了一躬。
　　“你就是国民党市政府的代理市长赵祖康吗？”
　　“是。”
　　“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完整无损，可一一查点。”
　　解放初期情况十分复杂，头绪纷繁，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夜以继日地守在市长办公室，晚上打地铺。陈毅发现了她放在办公室墙角的被卷，表扬了她。她还充分利用朱柳两家的世交关系，协助陈毅做好了对柳亚子的统战工作。由于职务的原因，她应该是上海解放初最忙的人之一，也是众多珍贵历史瞬间的亲历者，所以，1994年上海解放45周年时，上海电视台播放了对她的采访。她写的纪念陈毅市长的文章也被多种书刊转载。
　　1953年7月朱青调至外交部，先后任国际司副科长、朝鲜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处副处长、驻阿富汗使馆二秘、亚洲司印尼科、中印边界科科长、专员。
　　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她是极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女同志之一。中印边界战争前后，她被称为边界问题专家，她领导的边界处完成了大量繁重复杂的调查研究与文书工作。她还具体主管中巴、中尼、中阿的边界谈判。
　　文革时期，朱青下放湖南干校。1973年回京，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译室副主任，第二亚洲司副司长。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应邀访问印度，中印关系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作为第二亚洲司副司长的朱青又投入了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朱青是黄华外长访问印度时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次访问，两国外长达成协议，恢复两国就边界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会谈。朱青为起草会谈方案、组建会谈班子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81年8月，朱青参加政府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曾亲去寻访父亲的牺牲地马尼拉华侨义山。朱少屏等抗日八烈士的遗骸已于1947年7月移葬南京菊花台忠烈公园。当地华侨在烈士遇害地点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礼堂，每年4月15日都组织前去凭吊。
　　1981年至1984年，朱青出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女总领事。1984年至1987年，她的丈夫田进出任中国驻瑞士大使，她随丈夫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任参赞。
　　在日内瓦当总领事期间，朱青同许多著名华侨华人有联系，同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日内瓦著名的乐队指挥陈亮声等都有深交。她离开日内瓦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大使馆后，韩素音每次从洛桑到伯尔尼办事，都要到中国大使馆看望朱青。
　　朱青1987年回国后至1994年11月，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等职。
　　1994年11月8日，她在出席一次外交活动时突发脑溢血倒下，多次抢救无效，于22日去世。
　　1995年2月出版的《女外交官》一书，收入朱青所作长文《湖、山、友情忆瑞士》，约三万字，记述了她在瑞士期间的工作以及与社会各界的交往和友谊。朱青生前是该书的顾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