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佐平

沪江大学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是由美国基督教新教南、北浸礼会于 1906年在上海创建的一所私立大学。在1931-1945年这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沪江大学的师生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爱校的抗战诗篇。
　　以歌声为武器 宣传抗日救亡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立即面临一场民族危机的严峻考验。沪江大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大学，但“九一八”事变同样激起了沪江大学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不但像其他学校一样组织了自己的抗日救国会，而且沪江大学一度成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9月 22日，来自上海30多所高校的代表在沪大集会，成立了领导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上海高校学生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号召去南京请愿并举行无限期罢课。沪江大学学生代表也积极参加了赴南京的请愿活动，以此表达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沪江大学的进步学生刘良模组织同学陈维姜、陈仁炳、陈贤凡和姚贤慧等到农村去，宣传抗日主张，从事救亡运动。1934年，刘良模在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了民众歌咏会，组织青年群众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以歌声为武器，宣传抗日，从而激发了许多青年走向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之路。
　　日军侵占学校 校园惨遭涂炭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发动对上海的狂轰滥炸，战火也波及到了宁静的沪江校园，一颗炮弹将沪江大学的水塔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随后，侵华日军司令部和机场就设置在校园的南侧隔壁（今上海理工大学南校区），日军控制了通往市区的道路，进出都必须持有他们颁发的通行证。因此，沪江大学只得在4月初借用上海租界内四川路上的青年会大楼和圆明园路上的城中区商学院的校舍开学，直到日军撤去封锁才于6月1日回到杨树浦校区。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沪江大学在战火中被迫撤离杨树浦校区，把位于公共租界内圆明园路 209号真光大楼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全校的临时校舍，杨树浦校区随即成为了侵华日军的兵营和军用机场的设施地。被日军侵占后的沪江大学校园，昔日的美景荡然无存，只见一片遭劫后的凄凉惨象：几幢被炸弹损坏的房屋在风雨中怒吼抗争，控诉着日军的暴行；十几棵与学校同龄的香樟树惨遭日军拦腰砍断，光秃秃的树干在默默地诉说着日军的残忍。成立中共地下党支部开展抗日“反汪”运动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烽火硝烟中，中共沪江大学地下支部秘密成立，从此沪江大学爱国进步师生的斗争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当时沪江地下党支部遵照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示，采取了“长期隐蔽、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发展进步学生入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秘密领导进步学生进行革命斗争。如：支持学生参与“上海联”发起的在各校义卖银质小国旗活动，以此宣扬民族正气，反对日伪统治；“开展布尔什维克竞赛”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力；领导学生参加在中共上海市“学委”领导下的全市学生“反汪”运动；发动社会系和教育系的学生创办义务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地区的工厂学徒和贫苦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支持党员施纫秋（施景兰）任沪江大学改造教育会会长，组织“中国教育往何处去”等主题讨论；选派进步学生高景平（谢超）担任进步刊物《中学生活》的编辑，并兼任党小组组长；推荐中共沪江大学支部书记张耀祥任教会大学区委委员；动员学校进步师生到抗日根据地江淮大学工作、学习等。
　　坚持救亡抗战 校长湛恩遇难九一八事变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讲坛上，大声疾呼抗日救亡。邀请抗日的冯玉祥以及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校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还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在欧美各国和南洋各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号召侨胞团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校本部并入城中区商学院，与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刘校长除主持联大校政外，还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他广泛联系在沪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记者、作家，发起组织“国际联欢社”，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他主持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以及困居于租界的难民救济工作。他还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安排平津等地流亡来沪学生的食宿。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暴徒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刘湛恩置一己安危于度外，日夜为抗日工作而奔忙。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汉奸温宗尧游说刘湛恩担任伪“教育部长”。当即遭到刘严词拒绝，并晓以大义，劝温悬崖勒马。他还一再劝阻另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晚节。刘校长的抗日爱国言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他曾多次接到谩骂和威胁恫吓的电话和信件，还收到一筐注入毒药的水果。这时，不少友人劝他离沪暂避，但他表示留在上海的抗日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沪江大学的校政也必须有人主持，决不能临危退离。还引用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勉励和表达自己留下的坚定决心。他曾对他夫人刘王立明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
　　1938年4月7日晨，刘湛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戈登路口（今南京西路南汇路江宁路）公共汽车站候车时被暴徒狙击身亡。后据凶手供认，这是日本特务组织指令汉奸帮会头子所策划的暗杀阴谋。当时上海各报都报导了这条悲痛的新闻。噩讯传出，全市都为之震动，沪江大学和附中师生更是万分悲痛，立即停课悼念。国民政府在获悉刘湛恩遇刺后，由行政院长孔祥熙颁布了给刘湛恩以国葬并抚恤刘氏家属的命令。4月9日下午，在衡山路美国礼拜堂为刘湛恩校长举行隆重的葬殓仪式。上海各团体的挽幛“为国牺牲”悬于中间，左右挽联为“长校十年，苦辛备至”，“成仁一旦，中外同悲”。国内外著名人士和团体也来电吊唁。参加悼念的包括中共驻沪代表在内的各界和各校代表以及沪江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和学生等共计3000余人。长长的送殡队伍，前往虹桥公墓，成为一次规模较大的抗议日伪暴行的活动。
　　刘湛恩惨遭暗杀遇害，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沪江大学的师生更是满腔悲愤，并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入刘校长生前所走的抗日之路。
　　保存沪江“火种” “孤岛”艰难办学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公共租界成为了“孤岛”。沪江大学被迫撤离杨树浦校区后，只得在租界里办“没有校园的大学”。沪江大学和沪江附中的师生，全部搬入处在上海外滩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的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内继续办学。由于大学、附中和城中区商学院都挤在了一起，不得不采用三班轮流的办法上课，规定上午为中学，下午为大学，晚上为商学院。后来，随着学生的增多，又增租了同在圆明园路上的广学会大楼三楼和亚洲文会大楼五楼办学。
　　失去校园对于学生、教师和学校都是巨大的损失。所有学生都只能走读，对于学习自然很不利。对于教师来说，校园的丧失也等于家园的丧失，教职员只能自己去租房，因而实际收入和居住环境大为下降。对于学校来说，办学条件极其艰难，学校经过美国驻沪总领事与日本多次交涉，直到1938年11月，才从杨树浦校园运出了区区80卡车的教学物资，其中包括2万册书籍、14架钢琴和少量实验设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冲进了租界，“孤岛”不复存在。1942年1月15日，沪江大学被迫作出了学校无限期停办的决议。
　　当沪江大学决定停办后，1942年1月21日，沪江大学同学会在香港路银行公会举行常务委员会议，由朱博泉、虞秉镛、陈椿葆、徐振东、巢纪梅等委员出席，沪江大学董事长鲍哲庆、校董于寿椿、戚正成以及沪大的主要负责人郑章成、郑世察、林卓然、李好善等列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为了保存沪江“火种”，建议“由同学会出面，组织新校，继续办理，但母校校名必须避免，同时学校经济亦须与校董会独立。”最后决议成立“沪江书院”，并选出9人院务委员会，委员会中推举朱博泉任主席。“沪江书院”历尽艰辛，艰难办学，直至抗战胜利，迎来沪江大学的战后复兴。
　　1942年1月沪江大学宣布停办后，虽然由沪江书院继续其事业，但书院并非大学本身，许多关注沪江大学命运的有识之士，均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学的未来。他们向政府建议，安排沪江大学在国统区的重庆进行复校事宜，并表示，这所在国统区代表沪大的学校，可以与其它学校合作办学，但这种合作办学必须保持大学的行政完整地位；而且，沪大方面所从事的教学活动要尽可能适用于上海。经过各方努力，1943年2月 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东吴大学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院”。于是两校在重庆市中心区的保安路214号卫理公会社交会堂内建造了合用的校舍，于 3月 8日举行入学考试，15日正式上课。最初的校舍是一层的平房，有一座礼堂，七间教室、两间办公室和一间图书室。1943年夏又在原房上加建了一层，以增加教室，办学条件十分简陋。
　　持久抗战胜利 沪大终于“回家”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在上海的沪江大学校董会立即恢复活动，于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本校恢复沪江大学继续办理。”历时4年的沪江书院完成了保存沪江“火种”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在重庆的“东吴大学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院”也迅速分离，准备回沪复校。
　　被日寇占领过的沪江大学杨树浦校园，一片凄凉荒芜的景象，不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实际上所有可拿的物品，如桌椅、黑板、床、风扇、金属装置等都已荡然无存，甚至大小树木也已被砍伐一空。”（注：沪江大学档案150号）经过半年的简单修复，基本具备了复校的条件。1946年4月，大学部教职员和900多名学生，欢欣鼓舞、高唱校歌，终于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杨树浦校区，开始了重建校园、复兴沪大的新征程。